四渡赤水：纳入西点军校教材的经典战役，可他们复盘推演了无数次，一次都没有打赢，即便是开了上帝视角，亦是如此。

赤水本是坐落于云南、四川、贵州的一座籍籍无名的小城，却因为“四渡赤水”战役而名垂青史。

一场以寡击众的战役，3万（其实数量还不足3万）对阵30余万，被敌人包围，不仅逃出生天，还顺势歼敌好几万，打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指挥敌人。期间，各种军事策略轮番使用，真真假假、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还差点把秃头给活捉了，简直无法想象。这要是玩游戏，一定会被GM认为开了挂。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采用堡垒主义战略，对中国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当时，红军之中王明采用的战略占据了主导地位，采用正面阵地战来抵御国民党的百万大军，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此战过后不仅人数伤亡惨重，更是让红军主力被迫退居根据地。

1934年12月，红军由太平经过赤水小镇一次。1935年1月，红军二次经过赤水改道遵义，在那里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这个会议就是遵义会议。

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前行八万战士锐减至三万不足。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党内许多干部就此怀疑以王明领导的战略方针是否出现严重误差。

教员审时度势，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放手一搏，突出国民党包围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到川西北地区再建根据地的提议，得到以周总理为首的大多数同志的赞成。虽然李德等人仍旧固执己见，但经过多日争辩讨论，最终根据以往战斗经验与投票决策，终于确定了方案，并更换了部队指挥权。自此，教员确定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而他正式接棒后的第一次军事指挥就是“四渡赤水”。

然而，此时交到他手中的红军队伍，是一支有效战力连三万都不到的残破军队，队伍里大部分是老弱病残，许多重武器都在逃亡路上被迫抛弃了。

教员说：“现在的局势非常艰难，我们四面楚歌，如果真的和蒋介石硬打起来，就是鸡蛋碰石头，我们必输无疑，而且会很惨重。遵义应该是保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必须放弃遵义。然后挺进四川，同化川军队伍，与那边的红四军会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住剩下的三万人。”

可是，当时要去四川，摆在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必须渡过长江。但要过长江，就必须渡过贵州赤水河，并攻占赤水河的土城。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在敌人包围形成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在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此建议得到了中央采纳。

1935年1月16日夜，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部于17日开始向北转移。

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

1月22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命其拖住川军主力，以利于中央红军渡江：“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叙永县城作为川南门户重镇，距泸州不足100公里。欲实现从泸州或宜、泸之间渡江北上，叙永县城甚为关键。

1月24日，土城战役打响，红军攻占土城。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但川军迅速发现红军动向后，立刻集结十几个旅的兵力在红军可能途径的地区设下防线和布下重兵。同时，国民党在长江两岸四处设岗，加强守备。

红军虽顺利渡过赤水，但离长江渡口非常远，此时再去渡江，风险很大。教员考虑到敌人肯定在长江两岸设伏，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在赤水附近的一座大山沟里隐藏了好几天。

2月2日至3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指挥下，猛攻叙永县城。起初，守敌力不能支，破城几在旦夕。但没过多久，大批援敌急速赶至。此时，取叙永出泸州渡江北上，红军难有胜算。

为避免攻叙之战形成拉锯消耗战，同时又达到吸引、牵制大批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滇东北地区的目的，中革军委电令红军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取消经叙永出泸州北渡长江的军事计划。

其后，中央红军辗转来到云南一个仅有300户居民的扎西镇。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走了刘湘预判最不可能的那条“死亡路线”，终于杀出一条血路，迈出了通往革命伟大胜利的坚实步伐。

四渡赤水，不仅是中国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的精彩事例，也是教员一生的“得意之笔”。国内外很多军事学家、作家对四渡赤水也颇为赞叹，美国著名的军事作哈里森曾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到：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对一个一心为民、从不为己，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为国家与百姓殚精竭虑的人，别问我为什么总是肃然起敬、为什么总是饱含热泪、为什么总是满怀感恩。

只要你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真正了解他，你也一定会感同身受。